还有这些年又被翻出来的文革末期引进化肥生产线之类。
据说希腊失业人员一年的失业救济金是一万多欧元，相当于10万元人民币。因为复苏是缓慢的，货币政策必然是宽松的，因为要刺激经济发展。
当时刚刚传说政府想把机场私有化，航空调度人员马上就罢工，导致整个机场瘫痪，最后不得不派军队来控制，实行军管。从欧洲来看，主权债务危机主要涉及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五个国家，虽然它们产生债务危机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整体来说是高福利和银行过度负债造成的。银行系统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以后还没有恢复元气。要出卖国有资产也遭到反对由于一些工业品价格持续下滑以及库存调整，我们认为工业企业利润可能在今后1-2个季度里继续受到抑制。
在经济放缓时出现一些调整和行业整合可能并非坏事，经过这一周期后，许多上市公司的实力可能会更强、生产效率也可能更高。未来几个月里，我们认为银行贷款将稳步增长，其中中长期贷款占比将逐步上升，这应有助于中国经济在投资的带动下于三、四季度温和复苏。完善市场流通和社会信用体系。
从历史上的拉美陷阱、东亚泡沫，到近期的中东、西亚、北非阿拉伯剧变，一个共同特征是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社会消费不足，影响经济增长，进而造成高失业率和社会动荡。其核心是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中，把扩大消费作为主要方向，才能兼顾适度的经济增速、适度的通货膨胀率与较高的就业和收入增长水平。但也形成了工农业剪刀差、城乡二元结构等，同时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实施集中连片扶贫攻坚工程。
其一，扩大消费并不是要减少投资，而是投资与消费并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采取了压缩消费、高积累高投入的发展战略，这适应了当时相对封闭独立的国际处境，取得了一定成就
吸引人才和企业，需要配套的税收政策，上海的难题在于，这边喊着发展服务业，那边税收体系没有变化，服务业是不断交易的过程，有很多环节。如果像拉美城市一样，政府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而发展服务业，档次肯定上不去。但成为国际大都市，要创造城市吸引力，解决人才引进问题。所以上海的转型有全局意义，不仅是全国，全球都在关注上海如何转型。
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多数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的发展都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而多数新兴经济体却依旧表现良好。来源:财经国家周刊（刘琳 魏洪磊） 进入 李扬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转型 。《财经国家周刊》：金融危机爆发后，您认为减速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李扬：经济减速，对新兴经济体而言，意味着过去多年与发达国家之间不断趋同的进程受阻了。您认为转型的核心概念是什么?什么才叫真正的转型?李扬：经济减速，要的是提高效率的减速。
我们说转型是总投入和总产出的关系，小到城市，大到国家。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快于城市化，这是我们的优势，不是问题，未来还要强化这一优势。
中央提了好多年，现在的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分配还在下降。于是，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能否持续，便成为关乎全球经济恢复以及全球经济未来前景的重大问题。
要看我们新发展的产业，是否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也就是是否具备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国社科院最近发布的《上海转型发展研究》报告指出，以模仿-赶超为基本特征的趋同阶段将基本结束，决定今后中国发展的关键是：我们能否通过经济转型，进入持续改进效率的创新发展阶段，并据以始终保持缩小与发达经济体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最终越过中等收入陷阱?6月14日，上海市委举行常委学习会，听取李扬所作的《上海转型发展研究》专题辅导报告。它需要寻找到一些新的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而是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大家都可以进入市场去做，最后在竞争中市场会选择最有效率的产业与企业。但怎么吸引?商务成本和生活成本不要那么高。因此，从拉美的教训可以看到，仅靠发展服务业来实现转型的思路并不完整，仅仅追求服务业比重达到多高的一个数字，缺乏现实意义。
效率转型的抓手全球各国重新寻找再平衡的过程，是未来世界经济格局重塑的序曲。《财经国家周刊》：上海转型的一个目标是成为国际大都市，与发达国家的先进城市比较，上海的不足之处在哪里?李扬：我们对上海总的判断是，它对自身的处境已经开始有点感觉了。
不要搞特殊的优惠政策，更不应由地方政府自行敲定一份产业目录，标注出哪些是鼓励发展的正项目录，哪些是限制发展的负项目录。前面已讲，中国先有工业化，后有城市化，而且教育先行，人口素质是持续提高的，上海也是如此。
它和全国情况一样，服务业效率不是特别高，在0.7左右，而且还在下降。但目前税收体系完全阻碍服务业发展。
上海土地是寸土寸金，三一重工也会考虑配套、融资、出海等总成本。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移动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等，是推动服务可贸易化的主要动力。我和俞正声书记讨论过，我说上海解放前绝大数人都不买房。日本、美国都是经济随房地产起起落落，德国就没有这个情况。
这一结论如何得出的呢?政策建议的报告计算了中国当时有多少头牛，一只牛能剥几层皮，一张皮有多大，进而能生产多少双皮鞋与多少个皮包。而且收入分配结构必须大规模地向居民倾斜。
上海转型，目前面对国际、国内两个环境。《财经国家周刊》：能否理解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现在已经站在了一个需要依靠转型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节点上?李扬：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急需转型的关键节点。
我们觉得各个城市不一定要刻意追求服务业比例的提高。一片地区建了拆、拆了建，拆与建的过程都产生GDP，却是没有效率的产出。
最好的机制，是让市场去选。然而，随着危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难以幸免，纷纷步入经济减速的轨道，过去高速增长中隐藏的一系列问题，一点点暴露出来。上个世纪80年代相关部门曾讨论过一个课题：中国要不要发展皮革行业。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趋同过程还在持续着。
两化的不同速度将给一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在这一基础上，再将产业布局从制造业转型到服务业，从低端制造业升级到高端制造业。
并且，上海已率先感受到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可以说，不少地方政府的思路还相对滞后，对未来发展模式的定位还是落在大规模的圈地、搞固定资产投资上。
上海转型是中国的试验田上海的产业转型，是在全国率先进行的。转型不等于发展服务业目前，各地对转型的一个误区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整个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